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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音乐让我们如此感动?

(文/Virginia Hughes)“不过是凡人”(Only human)这句俗语让人不爽,因为它传达的是我们生而为人无法避免的错处和不足——他背着妻子找了超模小三,可是算了吧,他不过是个凡人;她不可能一天写三篇博文、每小时发条微博还用空余时间读历史传记,她不过是个凡人。

话说回来,关于人类生理、情绪、行为和历史这些方面有什么“只不过”的呢?至少我们能听到一些好故事:某次,一名佛罗里达警察发现一名科学家在路边解剖犰狳的阴茎;一次基因筛检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喝咖啡的习惯;贫穷会切断婴儿脑内的神经连接;加拉帕格斯群岛的旅游业在给保护行动提供资金的同时,也在毁坏需要保护的东西……关于人的故事最让我感兴趣——我们由什么构成,我们做什么事,为什么我们做这些事。

我想从人类通过音乐感受情绪的独特能力(也许并不独特)开始。为什么安眠曲能安抚新生儿,挽歌让悲恸的人得到慰藉, KoRn的歌则让你想扯掉耳朵?《PNAS》上发表的一篇研究指出,我们对音乐的认知可能从一个古老的技能演化而来,即从动作解读情绪的能力。研究发现,人们在把一种情绪和某旋律或者某卡通动画配对的时候,他们会选择有相同时间和空间特性,比如有同样的速度、韵律和平滑度的组合进行配对。最惊人的是,对于来自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柬埔寨乡村和新英格兰的大学校园),结果同样成立。

2008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达特茅斯学院,博·西弗斯(Beau Sievers)在音乐起源课的教室里坐下,为这项研究埋下伏笔。西弗斯是一名作曲家,当时在攻读电子原音音乐(现改名数字音乐)硕士学位。该项目比较冷门,研究生主要探索音乐、技术和认知科学之间的关系。那天,心理学教授塔利亚·惠特利(Thalia Wheatley)作为特邀嘉宾在班上做了演讲。惠特利教授的神经成像研究确定了一些在感知动作时会被激活的大脑区域,其他实验室则发现同样的区域在感知音乐时也会被激活。于是惠特利猜想在大脑中,这两种技能可能以某种形式有所联系。她在西弗斯的课上展示了自己的大概假设,并补充她还没有想出一个严谨的定量分析法来测试自己的假设。课后,西弗斯问惠特利他可否把这个题目作为自己的硕士论文选题。她爽快答应,在后来的几个月中,这对师徒设计了别具匠心的实验。

实验依赖于西弗斯写的一个电脑程序,程序让实验参与者通过调节5个滚动条来自行设计一段旋律或者弹球动画效果。每个滚动条代表声音或者动画的一方面:频率控制每分钟的节奏;抖动决定节奏的可预测性;平滑度能给球增加尖锐的纹理,也可以往音乐中加入不和谐音;步伐大小控制球弹起的高度,也控制音符之间的时间;最后,方向控制球往前还是往后弹,以及音符的音高。

50名达特茅斯学院的学生参加了实验,一半人写旋律,另一半做动画。在熟悉程序之后,试验参与者被要求创作表达某一种情绪的曲调或动画,情绪包括生气、开心、平静、悲伤和恐惧。

第一条令人惊讶的发现是:对每种情绪,写歌组和动画组选择了基本相同的滑动条位置。以下是表达“开心”的典型旋律和动作片段:

音频及视频来源:Beau Sievers et al. (2012) PNAS

以及表达“悲伤”的典型旋律和动作:

音频及视频来源:Beau Sievers et al. (2012) PNAS

西弗斯和惠特利当时打算用这些结果发表论文。他们认为,实验结果反映了大脑构成的普遍现象,对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适用。不过,几位同事持有异议。西弗斯说,“音乐学者和作曲家一般对声称跨文化的普适性论点抱有强烈质疑。”他记得一名达特茅斯学院的音乐学家评论:“这挺有趣,但我想知道你去别的地方研究会发生什么,可能不会有这结果。” 西弗斯坚持:“我觉得他的想法不对。”当然,为了确定自己的论点,他们得去做实验。

多年前,西弗斯在柬埔寨生活艺术(Cambodian Living Arts)组织当过志愿者,该组织为民间音乐做存档录音。他知道柬埔寨有很多在文化上相互独立的村庄,村子里的农业生活方式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大学生生活相距十万八千里。于是,西弗斯、惠特利、另一个研究生卡洛琳·帕金森和一名翻译于2010年底访问了临近越南国界的腊塔纳基里省(Ratanakiri),在一个叫做L’ak的村子里扎下根做研究。

从左往右依次是:惠特利、高棉语翻译特伦特·沃克、科伦语翻译雅穆潘、西弗斯和帕金森。图片来源:Thalia Wheatley

L’ak有几百名居民,全部为科伦族人,是一个曾经采用刀耕火种的方法务农,并且时常迁徙的少数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改变,因为大规模的伐木毁灭了他们曾赖以生存的森林。一些科伦族人于是在L’ak定居,开始慢慢踏入现代社会。

和所有已知人类文化一样,科伦文化也包括演奏音乐,但和我们在西方习惯听的音乐非常不同。在美国,无论你是在纽约还是加利福尼亚弹钢琴,中音C听上去都一样。这种标准化在科伦族文化里是不存在的。科伦族的乐器也不同。西弗斯最喜欢的乐器叫做mem,是一种坐着演奏的弦乐器。西弗斯对mem作了解释:“弦的一头夹在脚趾中间,另一头用牙齿咬住。你用一片竹子或者拨片弹这根弦,口腔就成了共鸣腔。”

研究者们对实验方法做了一些调整,让实验得以在L’ak施行。大多数村民不会读写,也没有接触过电脑。所以,实验者们把词语标签替换成图片,也把电脑鼠标换成了带有真实滑动条的外在控制装置。实验者们需要依靠两名翻译,一名把英文译成高棉语(柬埔寨官方语言),另一名则把高棉语翻译成科伦语——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麻烦之处。比如,科伦语中没有“平静”这个词,所以翻译只能用“sngap chet”这个词,大意为“静心”。尽管有文化差异,村民们依旧很热情,抱着欢迎和好奇的心态。实验大约花了一个月完成。

现在轮到第二条令人惊奇的发现了,也是新研究的关键所在:对每种情绪,科伦人选择的滑动条位置和达特茅斯的学生做的选择或多或少的相似。我在看到结果之前也不太相信。如下是分别在新罕布什尔州和L’ak创作出来的典型“愤怒”旋律:

以及典型的“平静”动画:

美国受试者的创作(上)与柬埔寨受试者的创作(下)。音频及视频来源:Beau Sievers et al. (2012) PNAS

许多研究致力于探索我们的思维如何理解音乐,为什么如此喜爱音乐。正如我的Phenomena专栏同事卡尔·期默(Carl Zimmer)几年前所写,这是个混乱、富有争议但极其引人入胜的话题。有的科学家称音乐只是个余兴表演,是从我们的沟通行为衍生的副产品,不是为了任何特殊或者适应性的目的进化而来。哈佛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甚至称音乐为“听觉甜点”,这让西弗斯和惠特利极为懊恼。

惠特利回应:“把音乐当成微不足道的附加物,认为音乐没有意义,把实验结果当成愉快的巧合或者听觉甜点或者诸如此类的想法,就是让人觉得哪里不对。”她指出,音乐贯穿于每个人类文化的仪式中,也帮助人们增进关系。“音乐一定为我们带来了什么,而且能帮助作为社会物种的人类。”

这个新研究并不会解决这场辩论,但的确指向了一些有趣的理论。例如,我们的先祖可能首先从动作学会了解读情绪,能够发挥用处,比如在面对一头愤怒剑齿虎的时候。我们能够精确觉察节奏和速度变化的大脑系统可能也进化到能够觉察声音的同样变化,然后通过创造音乐来有意识地探索这个感知系统。与其等着让我们感觉良好或者不好的声音出现,不如“自己根据需求,编出有同样效果的音乐。” 惠特利说。

至于西弗斯,这些研究主题让他从一个新角度来看待自己的艺术作品和未来生涯。他说:“如果你已经知道大脑的机制,作为艺术家是不是有责任基于这些知识来做点什么?而且,当你知道自己在根据大脑机制作曲,你就会慢慢变成一名科学家,对吧?”去年九月,这位年轻人正式加入惠特利的实验室,成为了一名博士学生。

编译自:Virginia Hughes, Why Does Music Move Us So?  phenomena.nationalgeographic.com

参考文献:

  1. Beau Sievers, et al. Music and movement share a dynamic structure that supports universal expressions of emotion. PNAS (2013) 110 (1): 70–75.

文章题图:shutterstock友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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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2014-02-24, 本文版权属于凤凰网(guokr.com),禁止转载。如有需要,请联系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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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belmyne

临床心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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